《战争论》第八篇 ｜战争计划（2）
第四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 ――摧毁敌人――战争目标，就其概念来说，永远应该是打垮敌人，这正是我们的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点。
那么什么叫打垮敌人呢？为了打垮敌人，并不是需要占领敌国全部国土的。假如联军在1792年攻占了巴黎，对革命党的战争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还不能看成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与此相反，如果拿破仑在1814年还统率着大量的军队，联军即使攻克了巴黎，也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可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当时已经绝大部分被消灭了，所以，在1814年和1815年占领了巴黎就决定了一切。如果拿破仑1812年能够在占领莫斯科以前或以后，像他在1805年粉碎奥地利军队和1806年粉碎普鲁士军队那样，完全粉碎卡卢加公路上的十二万俄军，那么，虽然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占领，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很可能会导致媾和。1805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里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以前，虽然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与奥地利三分之二的领土，可这并没有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可是，另一方面，在这次会战以后，尽管整个匈牙利的领土仍保持完整，也没能够阻止和约的缔结。使俄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极其必要的最后一击；亚历山大皇帝手边没有另外的军队，所以，和约的缔结是拿破仑这次会战胜利的必然结果。假如俄军已经在多瑙河畔同奥军会合，并与奥军一同遭到失败，那么，拿破仑也许根本不需要占领维也纳，于林次就能够签订和约了。
在战史上也有一些占领了敌国全部国土还不足以去解决问题的情况，如1807年在普鲁士就是这样。当时，法军在艾劳对普鲁士的盟军即俄军所取得的胜利是颇值得怀疑的，这一胜利对对方的打击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弗里德兰所取得的毫无疑义的胜利却像一年以前在奥斯特里茨所取得的胜利一样，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种结果也并不是由一般的原因决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常常是一些当时不在现场就观察不到的具体的原因和许多永远都无人提及的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是些在历史中只被当作轶事趣闻加以记述的最细小的情节与偶然事件。在这里，理论所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密切注意两国的主要情况。这些情况可形成一个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即力量与运动的中心，所有力量的集中打击都必须指向敌人的这个重心。
小的总取决于大的，不重要的总会是取决于重要的，偶然的总是取决于本质的。我们必须遵循这一点来进行一次考察。
古斯达夫。阿道夫。亚历山大。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正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假如敌人由于重心受到打击而失去平衡，那么，胜利者就不应让对方有时间重新恢复平衡，而应该一直沿这个方向继续打击。(www.mhtwx.la 棉花糖小说网)换句话说，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以整体打击敌人的部分。以优势的兵力平平稳稳地占领敌人的一个地区，只求比较可靠地占领这个小地区而不去争取巨大的成果，是不能够打垮敌人的，只有不断寻找敌人力量的核心，向它投入所有力量，以求获得全胜，才能够真正打垮敌人。
我们不管要打击的敌人的重心是什么，战胜和粉碎敌人军队始终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步，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认为，从大量的经验来看，打垮敌人主要能采取下列几种办法：
如果敌人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敌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就去粉碎这支军队。
若敌人的首都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而且也是各个政治团体与党派的所在地，就占领敌人的首都。
敌人的最主要的盟国如果比敌人还强大，就有效地打击这个盟国。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敌人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在一般研究问题时，是能这样设想的。但是，当我们指出打垮敌人在于粉碎敌人集中在重心上的抵抗力以后，我们就必须得抛开这一设想，而来探讨另一种情况，即同我们作战的敌人不止一个特殊的情形。
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但是，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体统一的程度是十分不同的。
这时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立的利益与追求这一利益所需的独立的力量，还是其中一个国家是主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同力量只依附于这一个国家的利益同力量。其他国家越是依附于一个国家，我们就越可以把不同的敌人看成是一个敌人，也就越能够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简化为一次主要打击。只要此做法可以实现，它就是取得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我们因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间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垮这一个敌人就必定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敌人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不能够把几个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这样的战争看作是两个或更多的各有其自己的目标的战争了。既然这里假设几个敌人是各自独立的，由此可见它们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打垮敌人的问题就根本也谈不上了。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谈谈打垮敌人这个目标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与适宜的。
首先，我们拥有的兵力必须足以：
使我们能够对敌人军队获得一次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使我们能够经受得起必要的兵力消耗，可把胜利发展到敌人不再能够恢复均势的程度。
其次，我们在政治上的处境必须能保证，这样的一次胜利不至于招来新的强大的敌人，不致为了对付他们而丢开原来的敌人。
尽管法国1806年由于彻底打垮了普鲁士而使俄国的全部兵力同它为敌，可它当时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它有力量在普鲁士抵抗俄国。
法国1808年在西班牙也同样是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只是对英国而言，而不是对奥地利而言。1809年，法军在西班牙不得不大大地减弱自己的力量，而且假如它不是对奥地利占有很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优势的话，那恐怕它就不得不完全地放弃西班牙了。
因此，人们对于上述像三级审判的等级一样的条件都必须仔细地加以考虑，以免于在最后一级审判中输掉前两级审判中已获胜的诉讼，从而被判负担诉讼费。
估计某种力量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时，人们常常有一种想法，似乎时间在这里也同在力学上一样，是力量的一个因素，因而他们认为，做上一半的努力（也就是用一半的力量）在两年内可以完成以全部力量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这种见解是极其错误的，可它却有时明显地。有时隐约地成为制订出战争计划的依据。
军事行动像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事物那样，需要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从维尔那步行到莫斯科。可是，像力学上时间和力量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军事行动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时间是交战双方都需要的，问题就在于双方中的哪一方就其处境来看能够指望首先由时间中得到特殊的利益。假如双方的特殊情况可以相互抵消，那么，显然是失败者首先可以得到这种利益。这当然不是根据力学的法则，而是根据心理学的法则。嫉妒。猜忌。忧虑，有时再加上义愤全是不幸者自然的辩护士，它们一方面会给不幸者招来朋友，另一方面会削弱和瓦解不幸者的敌人的同盟。因此，时间与其说是对于征服者有利，不如说对被征服者有利。其次，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利用最初的胜利，正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是需消耗巨大的力量的；这种力量的消耗不是消耗一次就可完结了的，而是像维持一个大家庭一样，不断继续着的。国家的力量虽然足以使我们占领敌人的地区，可并不是永远经得起继续占领敌人的地区所需的大量消耗的，这种情况下，国家继续供给会越来越困难，以至最后可能完全都无法供给。这样一来，仅仅时间就能使情况发生剧变。
1812年难道拿破仑从俄国人和波兰人那里掠得的金钱与其他财富，足以使他建立一支为了可靠地占据莫斯科而必须派往那里去的数十万的军队吗？
但是，如果所占领的地区十分重要，而且在这些地区中有一些地点对于未被占领的地区有很重要的意义，以致占领这些地点以后，对方的灾难就会如恶性肿瘤一样自动地蔓延开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占领者即使不再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也将是所得多于所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被占领者得不到外来的援助，那么，时间就会完成占领者已经开始了的行动，还未被占领的地方也许会自然陷落。可见，时间也可能成为占领者的力量中的一个因素。只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下述场合才能发生，那就是失败者已经不再能进行反攻，局势不可能发生有利于他的剧变，就是说他的力量中的这个因素对占领者已不再起作用了，因为占领者早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简而言之，敌人已被打垮。
我们通过上面的论证是要说明占领完成得越快越好，倘若我们完成占领的时间超过了完成这一行动的绝对必需的时间，那不但不能使占领变得更容易，反而会使占领变得更困难。如果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只要有着足够的力量占领某一地区，就该一鼓作气地完成这种占领，而不应有什么中间站。当然，这里所说的中间站，不是指集中兵力和采取这种或者那种措施所需的短暂的平静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观点指出速战速决是进攻战的一重要特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已从根本上打破了那种反对不停顿地继续不断地占领的见解，即打破了那种认为十分缓慢的。所谓有步骤的占领更有把握和更为谨慎的见解。但是，甚至对于至今一直赞同我们的那些人来说，我们的主张可能看起来也像是奇怪的论调，同最初的提法是有矛盾的，并且，我们的主张同那种在书籍中出现过千百次的根深蒂固的陈旧偏见是十分对立的，因此，我们认为最好对那些与我们对立的没有根据的道理作进一步的探讨。
较近的目标当然比较远的目标容易达到，可是，如果较近的目标不符合我们的意图，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停一停，有一个停歇点就能比较容易地走完下一半路程。一次小的跳跃当然比一次大的跳跃要容易些，可是，任何想跳过一条宽沟的人都不会先只跳一半而跳进沟里去。
我们如果进一步考察一下，什么是有步骤的进攻战，那么我们便会发现，这个概念通常可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1）夺取所遭遇到的进攻中的敌人的要塞；
（2）积存必要的储备品；
（3）于仓库。桥梁。阵地等重要地点构筑坚固工事；
（4）军队在冬营或教员舍营中休息；
（5）等着来年的补充。
人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把整个进攻划分成若干阶段，在运动中确定若干停歇点，他们认为，这样就可获得新的基地和新的力量，就如同自己的国家跟在自己军队的后边一样，就像军队随着每一次新的进军都能获得新的力量一样。
所有这些可以带来的赞美的目的也许使进攻战更便于进行，可是却不能保证取得进攻战的成果，并且，这种做法大多只不过是用来掩饰统帅心情矛盾或者国家机构缺乏坚决进攻精神的借口。我们想按相反的顺序一一予以批驳。
（1）等待新的补充对双方来说是同样需要的，可以说，敌人期待补充的心情更为迫切。此外，一国家在一年内所能够征集的军队同在二年内所能征集的军队比较起来，在数量上是差不多的，这是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在第二年内实际所能增加的力量，与总数比较起来是十分微不足道的。
（2）当我们休息时，敌人在同一时间内也得到了休息。
（3）在城市内及阵地上构筑坚固工事不是军队的事情，所以不能成为停止不前的理由。
（4）据军队目前所采取的给养方法来看，军队在驻止时比在前进中更需要仓库。当前进很顺利时，常常会把敌人的储备品占为己有，到了贫瘠的地区，这些物资可解决给养不足的问题。
（5）夺取敌人的要塞不能看作是进攻的停顿，相反，是更为猛烈的进攻。因此，夺取要塞所引起的表面的停顿实际上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不是一回事，这种停顿不是进攻力量的停止和缓和。可是，对某个要塞是进行真正的围攻好，还是进行单纯的包围或者单纯的监视好，这是依当时的具体情况才能决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能一般地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确定，在进行单纯的包围的同时继续前进是否还会遭到极大的危险。如不会遭到极大的危险，并且还有力量继续进攻，那么，最好是把正式围攻推迟到整个进攻行动的最后进行。因此，不应热衷于立即保住已夺得的东西而忽视更为重要的东西。
在继续前进时，已经获得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来当然又会有立刻丢失的危险。
据上面所讲的我们认为：在进攻战中任何划分阶段。设立停歇点与中间站的作法都是不合理的，当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应把它们看作是祸害，它们不会使取得成果更有把握，而会使取得成果更没把握。假如我们不想违背普遍真理，那么就必须承认从中间站出发（这在我们力量弱时往往是不可避免的）通常是不可能向目标作第二次前进的；若第二次前进是可能的，那么中间站就是不必要的；假如我们的力量一开始就远不足以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它始终会达不到目标。
所谓普遍真理就是这样，我们说，我们所以谈到它，只想借以消除那种认为时间本身似乎对进攻者有利的思想。但是，政治关系可能是逐年变化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会常发生同这种普遍真理相互背离的情况。
以上所谈的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一般的观点，而只注意进攻战了。实际上全不是这样。当然，那些能够确立以彻底打垮敌人为目标的人，是不会轻易采取仅以保持已占有的东西为直接目标的防御的。只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坚持的看法是：没任何积极因素的防御，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会是自相矛盾的。同时我们要一再重复地指出：任何一次防御，一旦它用尽了防御的利益，就应根据自己的力量转入进攻。因此，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打垮敌人看作是这种进攻所能有的目标，也就是说，也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的本来的目标（不管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并且我们应该指出，可能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作战的一方虽然抱有打垮敌人的远大目标，在开始时却宁愿采用防御的形式。1812年战局能证明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起初亚历山大皇帝确有可能没有想到，他所进行的战争能如同以后事实表明的那样完全打垮敌人。但是，难不成他不可能有打垮敌人的想法吗？而且，俄国人在当时虽已抱有这种想法，但是战争开始时仍然采取防御形式难道不也是很合情理的吗？ 第五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 探讨（续）――有限目标――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过，打垮敌人如果可以实现，就应看作是军事行动本来的绝对目标。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时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追求这一目标的一方必须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占有很大优势，或具有卓越的敢作敢为的精神，即富于冒险的精神。在不具备了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目标只能有两种：或者是夺取敌国的一小部分或不很大的一部分国土；或是保卫本国的国土，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的到来。后一种目标常常是防御战的目标。
具体场合究竟确定前一种目标适当还是确定后一种目标适当，我们关于后一种目标所说的那句话对我们作了启示。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是假定未来的确有可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时机。所以只有在具有这种前景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有理由进行等待，即进行防御战。相反，如果未来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前景，而给敌人带来更好的前景，那我们只能采取进攻战，即，应当充分利用当前的时机。
第三种情况（这也许是最常见的情况）是：双方都不能够期待未来带来什么肯定的东西，即，双方都不可能从未来的前景方面得到任何行动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进攻战的显然是从政治上来看处于进攻的一方，即抱有积极动机的一方。因为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无谓地浪费时间于他来说，是一种损失。
我们在这里决定何时应该采取进攻战。何时应采取防御战所依据的理由同作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没有任何关系。有些人认为，作这种决定时把兵力对比作为主要的根据似乎更合理些，但我们认为，这样做，恰好就是离开了正确的道路。对我们这个简单的推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如今我们想看一看，这种推论在具体情况下是否是不合理的。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同一个兵力占极大优势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个小国已预见到自己的处境会逐年恶化。假如它不能避免这次战争，那它不是必须利用它的处境还不太坏的这一段时间吗？因此，它也只有进攻。然而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进攻本身会给它带来什么利益，而是因为它或要在不利的时期到来以前完全解决问题，或者要至少暂时取得一些利益供以后利用。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合理的。倘若这个小国确知敌人很快会向它进攻，那么它就可以而且应利用防御来对付敌人，以便取得最初的成果，它这样做也不至于遭到丧失时间的危险。
其次，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和一个较大的国家交战，并且未来的情况对它们的决心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个小国在政治上是进攻的，我们也只能够要求它进攻对方。
这个小国既然敢于给自己提出积极的目的来对抗一个较强的国家，那么，倘若敌人不先进攻，它就必须采取行动，即进攻敌人。等待是荒谬的，除非这么个小国在实施行动时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决心。在实施行动时改变政治决心是常见的，这在不小的程度上使战争具有不肯定的特点，对这样的特点哲学家也会不明白应该怎么办。
在对有限目标的考察中我们接触到有限目标的进攻战和有限目标的防御战。我们想用专门的章节来考察这两种战争。可是，在这以前还必须先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直到目前为止，只是从战争目标本身内在的原因来研究战争目标的变化的。至于政治意图的性质，我们仅就政治意图是否追求积极的东西这一点对它进行了考察。政治意图中所有其他一切本来是同战争本身无关的，可是，我们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里已经承认，政治目的的性质。我方或者敌方的要求的大小及我方的整个政治状况事实上对战争起着最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们想在下一章里专门研究一下这么个问题。 第六章 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如同对待本国的事情那样认真，那是永远不会有的。其他国家有事时，它只会派出一支数量不大的援军；如果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就认为尽到了义务，于是就尽可能地寻求便宜的脱身之计。
欧洲政治中向来有种惯例，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可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它们并不考虑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多少力量，只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的。通常为数相当有限的军队。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认为自己同敌人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缔结和约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而且，就是这种概念也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十分明确的，它在运用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同盟国假如能把约定提供的一万。二万或三万援军完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使它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让它可以把这支援军看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有了某种内在联系，在这方面战争理论也就不致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了。可是，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援军通常都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会按照本国宫廷的意志行事，而本国宫廷给他制定的目标，是同宫廷的不彻底的意图一致的。
甚至当两个国家一起同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战争时，也并不全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必然会把第三个国家看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它们经常会像做生意那样地行事。每一个国家都据它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并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能再承担任何损失。
不仅仅当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没有任何重大关系的事情去援助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援助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而且同盟者通常也只是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便于将来根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加以使用。
这种对同盟战争的态度是十分普遍的，只不过到了现代，当极端的危险驱使某些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无限制的暴力迫使某些国家（如屈从于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态度。过去那一种态度带有不彻底性，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划分阶段的概念。可是，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出于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并且也渊源于人类所固有的局限性及弱点。
最后，就是在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于战争的进行也有强烈的影响。
我们如果只要求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于通过这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且我们会认为，通过不太大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敌人大体上也会作同样的考虑。一旦这一方或那一方发现自己的估计有些错了，发现自己并不像原来希望的那样比敌人强，而是比敌人弱，他常常就会感到缺乏军费和其他种种手段，就会在精神上缺乏足以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因此，他只好尽量地应付，希望未来发生对他有利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如同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有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这样一来，战争中的相互作用。每一方都想胜过对方的竞争。暴烈性与无节制性，都消失在微弱的动机所引起的停顿状态中，双方都会不冒危险地在大大地缩小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如果我们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着这样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不承认仍旧存在着目的仅仅在于威胁敌人而支持谈判的战争。
如果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始终成为哲学的探讨，那么，它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就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在这里它找不到包含于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因而它就会失去它所以能够成立的一切根据。虽然如此，不久就有了一条自然的出路。军事行动中的缓和因素越多，或更确切地说，行动的动机越弱，行动就越消极被动，行动就越少，就越不需指导原则。这样，整个军事艺术就只不过是小心谨慎，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使摇摆不定的均势不致突然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使得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至于变成真正的战争。
二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与社会团体的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探讨的，有时我们从这一方面，有时从另一方面进行探讨，以免会忽视这两个对立着的因素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的根源还存在于人的本身，因此，通过哲学的思考是不能解决的。我们现在，想寻找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结成的统一体。假如不是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各个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一开始就能谈这种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是这样一个概念：战争假如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可以独立的东西。
人们当然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国家机构与国家机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可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似乎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即告中断，就出现一种只会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反，我们却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来继续。我们所以说用另外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为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仍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会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可作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国家机构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好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战争当然有它自己的语法，可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
因此，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假如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那么，它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且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当战争甚至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限制的发泄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像我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国家机构的特点等，不是也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吗？它们不是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吗？现实战争同时并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于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太可能服从其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看作是另外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假如我们再考虑到这些，那么就更必须像上面那样看问题了。
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不管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密的结论的，它极少考虑最终的可能性，而只以最直接的概然性作为依据。倘若整个行动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实性，以致变成一种赌博，那么，每个国家机构的政治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用机智和锐敏的眼力超胜过敌人。
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把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于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可以用这把剑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与防刺。
这样一来，战争就使秉性胆怯的人所陷入的矛盾自行解决了，倘若这可以算作是一种解决的话。
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会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去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相反地还应该经常不断地考虑到它。
只有依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会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及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每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可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却有决定性影响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在一开始就急于提出这个观点。在研究着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不但对我们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却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地说来，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才会对大量的现象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致陷入矛盾。
所以，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观点，譬如忽而根据军人的观点，忽而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忽而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那么，我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就是政治呢？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与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至于政治有时也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地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从属于它。
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能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这样，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正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也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与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在今天，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成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会是政治观点。
制订的战争计划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像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与评价就比较容易与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会再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正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倘若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依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者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如有些国家机构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来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在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加荒谬了。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军事尽管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最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国家机构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不过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倘若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于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会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了。
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正如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一样，政治也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这种情况经常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了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十分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能成为杰出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至于军事知识，是可以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这三个人尽管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倘若没有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可是，只有当内阁即国家机构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需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种事情时，这才是很可能的。
1809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十分行之有效的。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年。1794年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国家机构才会执行恐怖政策。
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
在欧洲，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还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因此，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仿佛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却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让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发生的十分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很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偶然发生的和可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的国家的政治所起的暂时影响中得到阐释。
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这种不幸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到底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法国革命很明显，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与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国家机构的特点与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各国国家机构未能正确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与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够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够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方法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地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国家机构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政治家当时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像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所以它不能够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国家机构已经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的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所以，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仅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十分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却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进行思考了。 第七章 ｜有限目标的进攻战 即使在不能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情况下，仍旧可以有一个直接的积极目标，当然此积极目标只可能是占领敌人的一部分的国土。
占领敌人一部分国土的利益如下：可以削弱敌人的国家力量，从而也削弱了它的军队，另一面则可以增强我们的国家力量和军队；能把我们进行战争的负担部分地转嫁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可以把占领的地区看作是一种纯利，我们或者可以占有这些地区，或可以用它换到别的利益。
占领敌人国土的主张是十分合理的，倘若不是进攻以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常常会使进攻者不安的话，此主张本身就已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我们已详尽地说明了这样的进攻会怎样地削弱军队，并指出，在这样的进攻以后，会出现一种后果危险且令人担心的状态。
我军由于占领敌人的地区而受到的削弱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主要还取决于所占领的地区的地理位置。此地区越是等于我国国土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被我们的国土所包围或者同我们的国土相毗连，越是位于我军主力的方向上，我军受到削弱的程度就越轻。萨克森在七年战争中，是普鲁士战区的一个自然的补充部分，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占领这个地区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主要是因为萨克森距离西里西亚比距离马克还要近，同时还会掩护着马克。
甚至1740年和1741年腓特烈大帝一度占领的西里西亚，也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因为西里西亚就其地形。位置及边界的状况来看，在奥地利人尚没有占领萨克森以前只是奥地利人的一个狭窄的突出部分，而且这个两国发生接触的狭窄地区又位于两军进行主要打击的方向上。
相反，若占领的地区位于敌国的其他各地区的中间，位置偏远，地形亦不利，那么，军队就会受到显著的削弱，因而敌人不仅很容易取得会战的胜利，而且完全可以不战而胜。
当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进入普罗凡斯时，老是不经过会战就被迫撤退。法国人在1744年没有打败仗就撤出波希米亚，这对他们来说还是很幸运的。腓特烈大帝于1757年在西里西亚及萨克森曾获得辉煌的胜利，可1758年用同一支军队却没有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总之，占领地区使兵力受到削弱，因此军队不能守住所占领的地区的例子是常见的，所以没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了。
因此，是否应该把占领敌人地区作为目标，这主要是取决于有无守住这个地区的希望，或者暂时的占领是否足以抵偿为此而付出的力量，特别是是否会遭到猛烈的还击而完全失去平衡。至于在每个具体的场合决定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我们在探讨顶点一文中已谈过了。
我们只有一点还必须要补充说明。
这样的进攻并不总是能够抵偿在其他地方所遭受的损失的。一旦我们占领敌人的部分地区时，可能敌人在其他地点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且，只要我们的行动并不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敌人就不会因而被迫放弃他的行动。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就必须考虑：在其他地方我们受到的损失是否会超过在这里所获得的利益。
即使两个地区的价值相同，敌人占领我们一个地区使我们遭受的损失也总是会大于我们占领敌人一个地区获得的利益的，因为占领敌人的地区使许多力量成为冷火而不起什么作用。不过，对敌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这一点本来可不应该是重视保持自己地区及轻视占领敌人地区的理由。可事实上却正是这样的理由。保持自己的地区同自己的关系总是更密切些，而且，只有当进行报复可以带来显著的利益，即大得多的利益时，报复才能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自己国家所遭受到的沉痛的损失。
综上所述可得出结论：这种有限目标的战略进攻同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比较起来，对不在进攻直接掩护下的其他地点更不能不进行防御；因此也决不可能像在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中那样在时间及空间上充分集中兵力。即便只想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也必须在所有适于这样做的地点同时进攻，这样一来，在某些地点本来可用小得多的兵力进行防御的利益就失去了。所以，在这种有限目标的进攻战中一切就更没有轻重之分；所有军事行动就不再可能集中成一个在主要的想法指导下的主要行动；整个军事行动就会更加分散，阻力就到处增大，偶然性也就会到处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这趋势牵制着统帅，让他越来越失去作用。统帅越是自信，越是有办法，越是有力量，他就越会力图摆脱这种趋势，力求使某一地点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便这样做有较大的危险也是如此。 第八章 ｜有限目标的防御战 防御战的最终目标，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那样，决不可能是绝对消极的。即使力量最弱的防御者，必然也会拥有可以影响敌人与威胁敌人的某种手段。
可以说，这种目标就是疲惫敌人。既然敌人追求的是积极的目标，那么他的任何一个没有成功的行动即使除了兵力损失以外没有带来其他后果，也算是一种后退。而被进攻的一方遭到的损失却不是无谓的牺牲，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据守，而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这样一来，人们仿佛就可以说，防御者的积极目标就是单纯的据守；人们假如能够肯定，进攻者在经过了一定次数徒劳无益的尝试之后必然会感到疲惫而放弃进攻，那么，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可是，进攻者这样做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只要看看兵力消耗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从总的对比来看，防御者正处于不利的地位。所谓进攻受到削弱，只是就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意义来说的；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转折点的情况下，防御者遭到的削弱要比进攻者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是较弱的一方，即使双方的损失相等，防御者的损失相对地说也要比进攻者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的一部分国土与补给基地通常会被对方所占领。
由此可见，进攻者会放弃进攻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假如进攻者一再进攻，而防御者除了抵御进攻以外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防御者就没有办法来避免对方的进攻迟早会得到成功的危险。
所以，即使在现实中强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确切地说强者的疲惫，往往导致了媾和，那也是战争在大多数场合具有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在理论上也不能把它看作是这种防御的总的和最终的目标。这样一来，这种防御只好从等待的概念中寻找着它的目标了。等待着这个概念包括情况的变化，处境的改善，当处境根本不能通过内部的手段即通过抵抗本身求得改善时，就只好期待外力来帮助改善。所谓外力来帮助改善，是指政治关系的改变，这或是防御者有了新的盟国，或者是原来反对他的同盟开始瓦解了。
防御者兵力小而不能进行任何猛烈的还击时，等待就成为目标。不过，依据我们给防御规定的概念，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是这样的。依据我们的概念，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正因如此，在有可能以强烈程度不同的还击作为目标时，人们也完全可以采取防御。
必须从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因为它们对防御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力图尽可能长期地占有并且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国土，因为防御者这样做可赢得的时间最多，而赢得时间是达到他的目标的唯一的途径。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达到积极的目标，而且这能够为他提供在媾和时实现自己意图的机会，但他还不能把积极目标列入战争计划。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时，防御者在某些地点可能取得的利益仅仅是抵抗住敌人的进攻；即便他在这些地点上取得了优势，也必须转用在其它地点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处的情况通常都是十分紧急的；如果他连这样做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往往就只能去取得微小的利益，即取得暂时的喘息的机会了。
防御者的兵力不是太小时，在防御的目标和实质不变的情况下，他也完全可以采取一些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如入侵。牵制性进攻。进攻个别的要塞等，可这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暂时的利益，来补偿以后的损失，而不是永久的去占领。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防御中已经含有积极的意图，防御已经带有较多的积极的性质，且各种条件越容许进行猛烈的还击，积极的性质就越多。换句话说，越是主动地采取防御，以便将来确有把握地进行第一次还击，给敌人设下的圈套就会越大胆。最大胆的。成功时效果最大的圈套是向本国腹地退却；这也正是同上一种防御方法差异最大的一种手段。
只要回忆一下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和俄国在1812年所处的不同情况就完全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战争开始的时候，腓特烈由于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占有某种优势。这为他夺取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萨克森确实是他的战区的一个十分自然的补充部分，因而对萨克森的占领非但没削弱他的军队，反而还会增强了他的军队。
在1757年战局开始时，他曾试图继续进行战略进攻，在俄国人与法国人到达西里西亚。萨克森和马克战区以前，他进行战略进攻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他被迫在战局后期采取防御，不得不再撤出波希米亚，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战区，当时，他也是用同一支军队先向奥地利人发起了进攻才夺回自己的战区的。而这样的优势也只是防御为他提供的。
1758年，当他的敌人已缩小了对他的包围圈，而且兵力对比已开始对他非常不利时，他还试图在摩拉维亚进行一次小规模进攻。他想在敌人尚没有完全准备好以前占领阿里木次，但他并不希望保持这个地方，更不希望把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基地，而是想要利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对付奥地利人的外堡，并作为反接近壕。这样做可以使奥地利人必须把这次战局的后一阶段完全用来收复这个地方，甚至还可使他不得不为此进行第二次战局。但是腓特烈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于是他便放弃了发动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想法，因为他感到这种进攻只能使兵力对比的差距增大。把兵力集中配置在他的各个地区的中间，即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利用作战线较短这个条件为受到威胁的地点突然增加兵力，会战不可避免时就进行会战，有机会时就开始进行小规模的入侵，然后就静静地等待，为有利的时机贮备力量，这就是他战争计划的梗概。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其目标越来越消极了。他看到即使是胜利了也要付出过多的代价，因此就力求付出较少的代价来应付局势。对于他来说，这时主要的问题已在于赢得时间，在于保持他原来占有的地方，他越来越珍惜土地，甚至于不惜进行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亨利亲王于萨克森的配置和国王自己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配置都可说是单线式防御。我们从腓特烈大帝给达尔然斯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盼望冬营的迫切的情绪，以及当他没遭到重大损失就进入了冬营时是如此高兴。
我们认为，谁要在这方面责难腓特烈，只看到他的勇气减弱，谁就会作出那十分轻率的判断。
在我们今天看来，崩策耳维次营垒。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与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已经不再是可以寄托最后希望的手段，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会很快冲破这种战术上的蜘蛛网的。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由于时代改变了；战争已变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一些不同于以前的力量进行的；当时能够起作用的阵地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时，这里需要考虑的还有着敌人的特点。而在当时，那些连腓特烈自己都认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手段，用来对付帝国军队。道恩和布图尔林这些人，就已可以看成是最高的智慧了。
结果也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腓特烈通过静静的等待达到了目的，并且避开了那些可能令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危险。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同法国人的兵力对比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同敌人的兵力对比不利得多。可俄国人却能在战局进程中大大增强自己的兵力。对拿破仑来说，整个欧洲在暗中都是他的敌人，他的力量已发挥到最大限度，西班牙的消耗战使得他手忙脚乱，幅员辽阔的俄国使俄军可通过长达上百普里的退却来极大限度地削弱他的军队。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要法国的进攻不会成功（亚历山大皇帝不媾和或他的臣民不叛变，法国的进攻又怎么会成功呢？），俄国就会有可能进行猛烈的还击，而且这种还击还可以导致敌人的毁灭。可见，即便最高超的智慧，恐怕也提不出比俄国人无意执行的计划更好的战争计划来。
当时虽然人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计划，甚至会认为这样的计划是荒谬的，然而这在现在却不能成为我们不把这种计划作为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的理由。如果我们想从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看成是将来也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在向莫斯科进军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是一堆很偶然的事件，这是任何一个对于这类事情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承认的。如果俄国人能够勉强地在边境进行防御，那么，法国力量的衰落和对俄国有利的剧变虽然还是可能出现的，但这种剧变肯定不会那样强而有力，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俄国得到的这个巨大利益正是用牺牲和冒险换来的（当然这种牺牲和冒险对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太大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见，人们永远只有通过积极的措施，即以决战为目标，而不是只以单纯的等待为目标，才能取得巨大的积极成果，简单地说，即便在防御中，也只有下大赌注才能获得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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