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六篇 ｜防御（6）
第二十一章 一、沼泽地防御
像北德意志的布尔坦格沼泽地那样的大片沼泽地是不多见的，因而论述这样的沼泽地是不值得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洼地和小河的泥泞的河岸却是很常见的，而且它们通常会构成相当大的。可以用来进行防御的地段，事实上人们也是经常这样利用这种地段的。
沼泽地防御的措施尽管与江河防御的措施大概相同，但是毕竟还有几个特点应该特别注意。沼泽地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除了堤道以外，步兵根本无路可通，过它比渡过任何其他江河都困难得多。这是因为，第一。修筑一条堤道并不象架一座桥梁那样快，第二。没有可以把掩护修筑堤道的部队运到对岸的暂时的运输工具。在江河上，只有用一部分船只把前卫渡过去，才能够开始架桥。但在沼泽地却无任何相应的辅助手段可以把前卫渡过去。假使只是步兵，也只有铺设木板才是通过沼泽地的最容易的方法。可是，如果沼泽地相当宽阔，那么用木板通过沼泽地要比渡河时第一批船只需要的时间多得多。假如沼泽地中间有一条没有桥梁就不能通过的河流，那么运送先头部队的任务就更加不容易，因为在只能铺设木板的情况下，尽管单个人可以通过，可是架桥所需的笨重的器材却无法搬运过去。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困难是无法对付的。
沼泽地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们不能够像破坏渡河器材那样彻底地破坏沼泽地上的通路。桥梁可以拆除，或者可以破坏到根本不能利用的程度，但是堤道却最多只能掘断，而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假如沼泽地中间有一道小河，固然可以拆掉小河上的桥梁，但整个通路的情况并不因此就会像大河的桥梁被破坏那样受到莫大的影响。因而，防御者要想使沼泽地对自己有利，就必须用相当大的兵力占领现有的一切堤道，而且认真地进行着防卫。
这样，在沼泽地的防御中，一方面人们不能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而另一方面，由于堤道以外的其他地点难以通行，又让这种防御容易进行。这两个特征使沼泽地防御必然要比江河防御更局限在一个地点和更为被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沼泽地防御中兵力一定比在江河的直接防御中相对地大一些。换一句话说，不能象江河的直接防御那样占领较长的防线，特别是在耕作发达的欧洲更是这样，因为在这里，即使情况对防御最有好处，通路的数目通常也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沼泽地不如大江河有利。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切扼守地区的防御都有一些不可靠和危险。但是，这种沼泽地和洼地通常都很宽，甚至比欧洲最大的江河还宽，因此防守通路的防哨肯定没有被对岸火力压制的危险，而防哨本身的火力效果却由于这样一条狭长的堤道而无限度地提高了。通过这样一条四分之一普里或半普里长的隘路比通过一座桥梁要耽误更多的时间。人们看见这一切，就不得不承认，在通路并不太多的情况下，这种洼地和沼泽地就可以列入世界上可能有的最最牢固的防线之列。
正如我们在论述江河防御时曾经谈到的那样，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行间接防御，以便进行一次有利的主力会战，该方法在沼泽地上一样也可以使用。
可是，由于通过沼泽地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困难很大，采取在敌岸占领阵地的第三种江河防御方式在这里就非常冒险。
有一些沼泽地。草地。低湿地除堤道外并非绝对不能通行，在这些地区进行防御是最为危险的。敌人只要发现了一个能通行的地点，就可以突破防线，而这在进行真正抵抗的情况下经常会给防御者带来重大的损失。
二、泛滥地区防御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泛滥地。泛滥地不论作为防御手段，还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无疑地都与大的沼泽地相似。
这种泛滥地确实是很少见的。荷兰或许是欧洲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泛滥地国家。而正是在这个国家里有过1672年和1787年值得注意的战局，同时这个国家又处在同德。法两国关系很密切的位置上，我们才有必要对这种泛滥地进行一些研究。
荷兰的泛滥地和普通沼泽地和通行困难的洼地有下列几点不同特点：
土地本身是干燥的，有的是干燥的草地，有的是土地；
有很多深浅和宽窄不同的。平行的排灌渠纵横交错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里到处都有排水。灌溉和航行用的两岸有堤坝的大运河，这些运河如果没有桥梁是不可以通过的；
整个泛滥地的地面明显地比海平面低，因而也低于运河的水面；
由此可见，掘断堤坝，关闭和开放水闸就可能淹没土地，这时只有较高的堤坝上的一些道路还是干的，其他道路或者都淹没在水中，或者最少被水浸蚀到无法利用的程度。如果泛滥地的水深只有三四英尺，那么在必要时在短距离内还可能徒涉，可是当上述第二点所说的那些小渠道淹没在水中看不见时，它们也会阻挡徒涉。只有当这些渠道都朝着一个方向，人们能够在渠道之间行进而不必越过任何渠道时，泛滥地才不会成为通行的绝对障碍。不难理解，这种情况经常只能出现在不长的距离内，也就是只能够用于十分特殊的战术需要。
依据上述特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进攻者只能沿有限的几条通路行进，这些通路都在很狭窄的堤坝上，左右两侧通常都有水渠，因此形成一条很长的危险的隘路。
在这种堤坝上的防御设施可以十分容易地加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
然而，防御者也会受到限制，对各个地点只能采取最为被动的防御，因而只能把自己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被动的抵抗上。
这里的防御并非一条像利用简单的屏障保卫国土时那样的防线。在这里，防御者到处都能利用障碍物掩护自己的翼侧，阻止敌人的接近，可以不断地设置新的防御阵地。第一道防线的一段失守后能够用新的一段来补充。我们说，在这里配置的方式像在棋盘上那样，简直是无穷无尽的。
可是，一个国家只有在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通路和封锁通路的阵地自然比在其他战略部署中要多得多；从这里又能得出结论：这类防线不应当是宽正面的。
荷兰的最主要的防线从须德海滨的纳阿尔登起，中间绝大部分在佛赫特河后边经过，最后到伐耳河畔的侯尔康为止，实际上是到比斯博施地区，长大约八普里。1672年和1787年，荷兰人曾经用二万五千人到三万人防守这条防线。如果守军确实能够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那么一定会收到很大的效果，至少对防线以后的荷兰省来说是这样。1672年，这条防线确实抵挡过两位统帅（起初是孔代，后来是卢森堡）指挥下的明显的优势兵力。他们本来可以带领四万到五万人进攻这条防线，可是，他们按兵不动，想等待冬季的到来，结果冬季并不很寒冷。与此相反，1787年在这第一条防线上进行的抵抗却一点没起作用。甚至在须德海同哈勒姆海中间的短得多的防线上进行的抵抗也在一天之内就被粉碎了。尽管这里的抵抗稍微强一些，尽管实际上向这条防线前进的普鲁士军队的兵力并不比防御者的兵力大很多，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大，只不过不伦瑞克公爵采用的战术部署是巧妙的。适合当地情况的而已，但这条防线在一天内就被粉碎了。
两次防御的结果不一样的原因在于最高司令官的不同。1672年，荷兰人在没有战备的情况下遭到路易十四的突然袭击，尽人皆知，在该情况下，荷兰的陆军的战斗精神是不强的。当时绝大多数要塞装备很差，防备部队很弱，并且都是雇佣兵，要塞司令官不是一些背信弃义的外国人，就是一些庸碌无能的本国人。因而，荷兰军队原来从勃兰登堡手里占领的莱茵河沿岸要塞以及他们自己在上面各防线以东所有的要塞（除格罗宁根以外）大都未经真正防御就很快地落到法国人的手里了。那时，十五万法军的主要行动就是占领这批要塞。
可是，1672年8月，德。维特兄弟被杀，奥伦治公爵执政，在防御措施方面有了统一的指挥，还有时间使上述防线成为一条完整的防线，各种措施合作得很好，以致屠朗和路易十四率领两支军队离开以后，指挥留驻荷兰的法军的孔代和卢森堡就都不敢对这条防线上的各个防哨采用什么行动了。
1787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真正反对进攻者和进行主要抵抗的已经不再是七省联合组成的共和国，而只是荷兰一省。这一次根本谈不上占据所有的要塞（这在1672年却是主要的），防御从开始就局限在上述防线上。进攻者也不是十五万人，而仅仅是二万五千人，并且担任指挥的不是毗邻大国的有权势的国王，而是一个很远的国君派遣出来的在很多方面受到束缚的统帅。虽然包括荷兰省在内的全国国民都分裂成两派，可是共和派在荷兰省却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当时人民的情绪确实是十分激昂的。在这种情况下，1787年的抵抗至少应该取得和1672年的抵抗同样好的结果。可是，在1787年有一个不利的情况，那就是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与1672年相比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1672年指挥全权交给了英明而坚强的奥伦治公爵，1787年却交给一个所谓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虽然由四个坚强的人物组成，但是他们互不信任，所有活动不能一致，因此整个委员会的工作显得不完善和软弱无力。
我们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谈论这个问题，目的是进一步确定这一防御措施的概念，同时指出，整个指挥在统一性和连贯性上的不同所产生的效果具有多么大的差别。
虽然这种防线的组织与抵抗方法属于战术问题，可是，我们却不能不就1787年战局来说明一下这种抵抗方法，因为它已经比较接近战略。我们认为，虽然各个防哨的防御就其性质来说必然是很被动的，可是，当敌人像1787年那样没有显著优势时，从防线的某一点进行还击并不是不可能的，并且也不会得不到好成果。尽管这种还击只能在堤道上进行，不会有非常大的运动自由和特别大的攻击力量，可是，进攻者是不能占领他不用的一切堤道和道路的，因此熟悉国土情况并占有坚固阵地的防御者还能用这种还击对向前推进中的各个进攻纵队进行真正的翼侧攻击，或者切断它们和基地的联络。人们只要考虑到进攻者所要受到的束缚，特别是比其他一切场合更要依赖于交通线的情况，就能完全理解，防御者的任何一次还击，即便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极小，甚至仅仅是一种佯动，也必然会收到很大的效果。荷兰军队只要进行一次这样的佯动（例如从乌德勒支出发）我们很怀疑，小心翼翼的不伦瑞克公爵是否还敢于接近阿姆斯特丹。 第二十一章 ｜森林地防御 首先，我们必须把茂密的。难以通行的野生林和大面积的人造林区分开，人造林一方面很稀疏，另一方面又有无数道路纵横其间。
防御时，人们应当在人造林的前面建立防线，或者尽可能地避免它。防御者比进攻者更需要开阔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常常兵力较弱，另一方面因为从防御地位本来的有利条件来看，他必须比进攻者迟一些实现自己的计划。假如防御者在一片森林的后面建立防线，那就会让自己像瞎子同正常的人作战一样。如果他在森林中间设防，那么双方就都变成了看不见的瞎子，这种双方利害相等的条件是违背防御者本来的要求的。
因而，防御者只能在这种森林的前面设防，借助森林来隐蔽自己后方的一切东西，利用森林来掩护退却和便于退却。除此以外，森林地不能给防御者的战斗带来任何其他好处。
这里谈到的只是平原上的森林地，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具有明显的山地特点，那么在那里对战术和战略措施起很大影响的就是山地的特征了，而对于山地特点的影响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论过了。
可是，很难通行的森林，即只能从一定的道路上通过的森林，无疑会像山地一样能够通过间接防御为进行有利的战斗创造条件。这时防御者的军队可以在森林后面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配置，等到敌人从林中隘路出来时马上向他袭击。从效果上看，这种森林地与其说接近于江河，还不如说接近于山地，因为森林中的道路尽管很长和通行非常困难，但是从退却的一面来看，森林却是利多害少的。
假使森林再难通行，森林的直接防御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甚至对最轻装的前哨部队来说也是这样。因为鹿砦仅仅是想象中的障碍，任何森林通行困难度都不会大到足以阻止小部队在成百个地点上通过，这些小部队对一条防线来说就像渗透堤坝的头几滴水一样，它们能迅速地让整个堤坝决溃。
任何大森林对民众武装的活动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大森林无疑是民众武装的真正的活动场所。因而，如果战略防御计划能够使敌人的交通线通过这些大森林，那么就等于给防御这一工具添上了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第二十二章 ｜单线式防御 凡是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防哨来直接掩护某一地区的防御部署都可以称作单线式防御。我们之所以说直接掩护，是因为一支大军队分几个部分一起配置时，不构成单线式防御也能够掩护广大地区不受敌人侵犯，只不过这种掩护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行动和运动的结果来实现的。
要想直接掩护广大地区，防线就必须很长，这样长的防线显然只有极小的抵抗能力。假使在这条防线上配置最大的兵力，如果对方的兵力同防御的兵力大概一样，这条防线的抵抗力还是很小的。因而，单线式防御的目的只能是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无论造成进攻力量较弱的原因是战斗意志不强，还是兵力不大，都是这样）。
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修筑的，它是抵御鞑靼人的侵袭而修筑的屏障。和亚洲和土耳其接壤的欧洲各国的所有防线和边防措施也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在这种场合采用单线式防御，既不是不合理的，也不是不符合目的的。当然，这种防御并不能防止每一次侵袭。可是，它毕竟能加大侵袭的困难，因而能减少侵袭的次数。在这些国家同亚洲各民族几乎常常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防线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代战争中欧洲各国之间的防线，和这种单线式防御很是接近，如莱茵河畔和尼德兰境内法军的防线就是如此。建立这些防线的目的，实际上只是抵御敌人为了征收军税和掠夺物资而对国土进行的进攻。这些防线只应当用来防御敌人的小规模活动，因而只宜使用次要的力量。可是，当敌军用主力进攻这种防线时，防御者当然也就不能不用主力防守这种防线，这样，他就采取了不是最好的防御措施。因为在这种场合有这种不利，以及由于防止敌人临时的侵袭是很次要的目的，用这种防线去达到这个次要目的又非常容易太多地浪费兵力，因此在今天看来，这种防线是有害的手段了。战争的威力越大，采用这一手段就越没有益处，就越有危险。
最后，掩护军队舍营用的。正面宽大。具有一定抵抗能力的的前哨线防御，还可以看成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
前哨线进行的抵抗主要是来对付威胁个别舍营地安全的袭击和小规模活动的，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抵抗在这方面能发挥足够的威力。如果前进的是敌军的主力，前哨线就只能进行相对的抵抗，等于说只能为了赢得时间而进行抵抗。并且，这样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场合也不会很长，因而也不能把赢得时间看作是前哨线防御的目的。敌军的集中和前进决不会秘密到这种程度，以致防御者只能通过前哨的报告才能发现它。如果防御者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也就太可怜了。
可见，即便在这种场合，单线式防御也只是用来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并且像在其他两种场合一样，并不和它的使命发生矛盾。
可是，把负有抵抗敌军主力保卫国土使命的主力分散成一长串的防哨，也就是把它们分开配置成单线式防御，看来是如此不合情理，以至于我们有必要详细地探讨随同这种配置出现时的情况和造成这种配置的因素。
任何山地阵地，即使它是为了以完全集中的兵力进行会战而占领的，也都能而且必须有比平原阵地更宽大一些的正面。这种阵地的正面之所以可以宽大一些，是因为地形条件使得抵抗能力大大提高了。这种阵地的正面所以必须宽大一些，是因为防御者，像我们在山地防御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用于退却地区。可是，如果没有迅速进行会战的可能，如果敌人有可能同我们长时间对峙，不出现对他有利的时机就不会采取行动（这是很多战争中最常见的状态），那么，防御者自然就可以不限于占领最必需的地区，他自然就可以在保障军队安全的前提下朝左右尽可能多控制一些地区，从而取得种种利益，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在适于通行的开阔地区，人们通过运动可以比在山地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因而，在开阔地区很少有必要通过扩大阵地正面和分散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同时，这样做也危险很多，因为分散的每个部分只有很小的抵抗能力。
可是，在山地要想保住任何一个地区，主要依靠扼守地区的防御。在山地，防御者不可能很快地赶到受威胁的地点，如果敌人抢先一步，那么，假使防御者使用的兵力比敌人大一些，他也很难把敌人逐走。因为这些原因，人们在山地常常采用的部署，虽然不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也是近乎单线式防御的防哨线。当然，这种分散成许多防哨的配置和单线式防御还有一段距离，可是，统帅通常在不知不觉中跨过这段距离而陷入单线式防御。最初，他们分散兵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掩护和保住某个地区，后来是为了军队本身的安全。每个防哨的指挥官都希望占据自己防哨左右的这个或者那个接近地以便对自己更加有利；这样一来，整个军队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把兵力分散了。
因而，以主力进行的单线式防御，我们认为并不是为了制止敌人部队的进攻而有意选择的作战形式，而是防御者为了追求另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目的（也就是在敌人无意采取决定性行动时为了保住和掩护自己的国土）而陷进的一种状态。虽然如此，陷入这种状态总是一种错误，而诱使统帅陆续派出一支支小部队去设立防哨的理由，和军队主力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常常是无所谓的。我们上面这样的认识只是说明统帅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误。人们常常没有注意这是估计敌我形势不正确的错误，而认为是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并且，每当采用这种方式取得有利的结果时，或者至少没有遭受损失时，他们又默认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在七年战争中亨利亲王在他所指挥的几次战局里，采取了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明显的正面宽大的防哨配置，因此这几次战局比任何其他战局更值得称为单线式防御，可是，因为国王认为这几次战局是无可非议的，于是人们也就称赞它们了。人们当然完全可以替亲王这些配置分辩，他们可以说亲王是了解情况的，他明白敌人不会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他配置军队的目的始终是尽可能占领正面宽广的地区，所以只要情况许可，他是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大防御正面的。可是，假设亲王因为这种配置而遭到一次失败，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人们恐怕也应当这样说了吧：这并不是亲王采用的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只是他选择手段不恰当，使用这种方法的场合不恰当。
以上我们尽可能地说明了主力在战区内是怎样形成所谓单线式防御的，而且说明了，这种防御怎样才是合乎情理的和有利的，等于是说不再是荒谬的。可是，我们还必须指出，统帅或他们的司令部，有时候确实可能由于忽略了单线式防御本来的意义，而把它的相对价值绝对化了，相信它真能阻挡敌人的各种进攻，这样就不是采用手段不当，而是把手段全都理解错了。事实上似乎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我们愿意承认，1793年和1794年普。奥两军在孚日山的防御中看来就曾做过这种不折不扣的愚蠢事。 第二十三章 ｜国土的咽喉 在军事艺术当中，任何理论概念在批判时都没有受到我们现在所要说明的这个概念那样的重视。这个概念是人们记录会战和战局时最爱加以炫耀的东西，是作出一切论断时常用的依据，是批判者用来炫耀自己博学的徒具科学形式的。不完整的论据之一。可是，这个概念却既没有确定，也从来没有人清楚地说明过。
我们想尽力把这个定义阐述清楚，而且看一看它对实际行动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才研究这个概念，是因为同它直接有关的山地防御和江河防御以及坚固阵地和建筑阵地等概念必须应该先阐述清楚。
这一个古老的带有比喻性质的军语所包含的概念是不明确的，是混乱的，它有时候指最容易接近的地区，有时候又指最难接近的地区。
一个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当然可以称做国土的锁钥。可是，赋予这个定义以这样简单明了。当然内容不大丰富的涵义，理论家并没有感到满意，于是他们把它的涵义扩大了，把它设想成为能决定全部国土得失的地区。
当俄国人想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时，他们首先一定要控制住彼烈科朴和在那里的防线，这样是为了能够比较安全地盘踞在克里米亚。这件事很简单，人们在这儿用锁钥地点这个概念当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然而，假如有人说，谁占有了朗格勒地区，谁就占有或者控制了整个法国直到巴黎，这也就是说，是否占领直到巴黎的整个法国就可以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了，那么这显然完全是重要得多的另外一回事了。按照前一种看法，如果不占领我们叫锁钥的地点，就不能够占领整个地区，这是只要有普通常识就可以理解的。mhtwx.la [棉花糖小说网]可是，按照第二种看法，如果占领了我们称为锁钥的地点，结果就一定能够占领整个地区，这就显然有点无法想象了。普通常识已不能够理解这种看法，在这里当然就需要神秘哲学的魔法了。大概在五十年前，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确实在一些书本里出现过，到十八世纪末叶它发展到了顶点。尽管拿破仑的战争史和他极大的说服力明确而可靠地清除了对这种看法的迷信，可是我们看到，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却依然在一些书本中牢固地存在着。
如果抛开我们所理解的锁钥地点的概念，那么很明显，任何国家里总是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许多道路聚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了许多利益。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方的重要性，因此把它叫做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加以反对，我们以为用这个词表示这种地点是很明确的，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可是，如果有人想把朴素语言的这朵小花变成一粒种子，并让它发展成系统的理论，像一棵大树那样有繁茂枝干，那么理智健全的人就不能不来恢复这个名词真正的涵义了。
统帅们在叙述他们的军事活动时所使用的国土锁钥这一定义是具有实际涵义的，但其涵义是不明确的，假如人们想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就必然要把这些极不明确的涵义明确起来，这些涵义因而就更片面了。这样，人们就从所有与这个概念有关的内容中挑选出了高地这一点。
在一条穿过山脊的道路上，人们在到达最高点后开始下坡的时候，的确是谢天谢地的时刻。对单身行人是如此，对一支军队更是如此。这时候，一切困难似乎都已经克服，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下坡是容易的事情，这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比企图阻挡他们的任何人都占优势，他能看到前面的整个地区，并可以在事先一眼就控制整个地区。因而，一条通过山岭的道路的最高点经常被看成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的确是这样，但是决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所以，统帅们在讲他们的历史时经常把这样的地点称做锁钥地点，当然，他们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而且大多是从狭隘的角度上把这些地点叫做锁钥地点的。有一种错误的理论主要是以该看法为基础的（劳埃德也许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开创人），它把通向某个地区的几条道路的汇集点所在的高地看作是这个地区的锁钥地点，看成是控制这个地区的地点。这种看法很自然地和一个与它十分相近的观念（即系统的山地防御）融为一体，因此使问题越来越玄虚了。人们再把山地防御中起很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战术要素和它联系起来，很快就离开了山地道路的最高点这个定义，而一般地把整个山脉的最高点，即分水点看成是地区的锁钥。
正是在那个时期，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下半叶，流行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地球表面是由冲刷过程形成的，于是自然科学就在地质学范围内支持了军事理论，让实际生活中的真理的每一个堤防都被冲溃了，当时的各种论断都是按照地质学进行类比而得出的，都非常不切实际。因而，人们在十八世纪末听到（或者更正确地说读到）的，除了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起源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固然，这种胡闹多数只是出现在书本上，而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进入现实世界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何况理论越荒谬，进入现实世界的就越少。可是，我们谈到的这种理论对德国来说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有害于行动的影响，我们并不是无的放矢。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愿意提起两个事件。第一。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部队在孚日山的两次重要的战局，这两次战局都受了格腊韦尔特和马森巴赫的书本理论影响，因此学究气很重。第二。1814年的战局，当时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曾经盲目地遵循这种理论而经过瑞士开往朗格勒。
一个地区的高地，即使是所有河流的发源地，大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的地点罢了。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人们对于这种高地对战争事件的影响所写的所有东西，由于夸大和滥用了这个本来是正确的概念，完全成为荒诞无稽的东西。一个山岭假使是莱茵河和多瑙河和德国所有六大河流共同的发源地，也只能在它的上面设置一个三角标记，除此以外不可能有更大的军事价值。要在这个山上设置烟火信号已经不太适宜，要设置骑哨就更不适当，至于要配置一支军队，那根本是不行的。
因而，要在所谓锁钥地区（即各个支脉的共同发源地和水源的最高发源地）寻找一个地区的锁钥阵地，纯粹是纸上的空谈，甚至是和大自然的情况不一致的。在大自然中山脊与山谷并不像地形学所说的那样便于从上而下通行，山脊和山谷实际上都是纵横交错着的，并且周围山峰环绕，中间低处积水的情况也挺多见，人们只要看一看战史就会知道，某一地区的地质学上的重要地点，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常常是很小的，人们构筑的防线常常在它旁边通过而没有利用它，因为具有其他地形条件和符合其他要求的地点比它要重要得多。
我们之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不对的观念，是因为有一种十分妄自尊大的学说是以它为基础的，现在我们放下这个问题，再谈谈我们的看法。
我们以为，如果一定要在战略范围找到一个与锁钥阵地这个名词相适合的独立概念，那么，它只能是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可是，如果想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任何一个便于我方进入敌国的入口，或者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便于接近的中心部分，那么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涵义，也就是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它就只能代表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到处可以找到的地点了。这样，它就成为一个只是让人高兴的华丽的词藻了。
我们所说的锁钥阵地，当然是很少的。在大多数场合下，最适于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的钥匙是对方的部队；只有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时，地形才有可能比军队重要。我们认为，人们是从下述两种情况看到这种有利条件的：第一。配置在这个地点的军队借助地利可以在战术上进行强有力的抵抗；第二。这种阵地可以在敌方威胁我方交通线以前，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 第二十四章 ｜翼侧活动 我们几乎用不着特别说明：我们所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的翼侧攻击（也就是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和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系。甚至当战略上的翼侧活动在它的最后阶段同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合而为一时，我们也还是能把二者明显地区别开来的，因为它们之间这一个从来就不是那一个必然的结论。
这种翼侧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侧面阵地也都是人们在理论上用来炫耀自己的东西，它们在战争中很少起到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有效果或者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要在事先尽力防止受到这种威胁，不可预防的场合是很少的。但是，就在这不多的场合，这个手段却往往能表现出巨大的效果。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能够让人们经常产生顾虑，所以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战略范围的翼侧活动不仅适用于防御，而且同样也适用于进攻，可是，它毕竟同防御更接近些，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手法之一。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简单的原则，而且在以后的考察中永远也不能忽略它。这个原则就是：奉命在敌人后面和翼侧进行活动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而，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深入到敌人背后这一行动本身就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不对的看法。这种行动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有当这种行动和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条件的好坏来断定采取这种行动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们下面就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些条件。
我们必须应该先把战略的翼侧活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进行的要挟，另一种是对退却线进行的威胁（也很可能同时对交通线进行威胁）。
道恩在1758年派遣别动队去拦截围攻阿里木次的普鲁士军队的运输队的时候，他显然无意阻止国王向西里西亚退却，正相反，他倒是希望能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的，而且他是乐于给国王让路的。
在1812年的战局当中，俄军主力在九。十两月派出的各个别动队，也只有切断交通线的意图，而没有阻止敌人退却的意图。可是，在契查哥夫指挥下向别烈津河推进的摩尔达维亚军的用意，以及维特根斯坦将军奉命向西德维纳河畔的法国各军所发动的进攻的目的，却显然都在阻止敌人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把问题谈清楚些。
对交通线进行威胁就是进攻敌人的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差。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仓库等等，也就是用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所有作为袭击的目标。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此类活动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因而只有当敌人真正下定决心退却时，这种威胁才能够达到目的。自然，这种威胁如果使敌人感到危险，也是能够促使敌人退却的。因而，对敌人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威胁敌人的交通线那样的效果。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要挟不能单靠迂回，不能单靠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只有具备了合适的条件，这些威胁才会产生效果。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分开来研究这两种翼侧活动。现在首先研究对交通线产生的威胁。
在这里首先必须提出两个主要的条件（要威胁敌人交通线，必须具有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不需要非常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之后几乎对正面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已经面对进攻路程的终点，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利用对我军的新的胜利，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对我方退却的军队进行追击。
我们暂且把决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少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撇开不谈，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那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人的交通线较长，几支精干的防备部队不足以掩护它；第二。从位置上看敌人的交通线暴露在我方的威胁之下。
敌人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会有两种，一个是他的交通线的方向不垂直于他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块，那么暴露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都一定要加以详细地分析。有人或许会认为，如果军队掩护的是一条四五十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在交通线末端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和交通线斜交还是直交就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军队配置正面的宽度对于这条交通线来说仅仅是一个点。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进攻者的交通线同军队的配置直交的情况下，防御者假使兵力占绝对优势，从军队中派出的别动队也难以切断对方的交通线。然而有人又会考虑到进攻者要绝对地掩护某一地区是困难的，他们肯定又会不相信这种说法，而是认为，要抵御优势的敌军可能派出的所有部队，以掩护自己背面，即自己背后的地区，一定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只有在战争中能像纸上谈兵一样知道一切时，情况才会这样，掩护部队才会像盲人一样不知道别动队将会在哪些地点出现，而别动队却能看见一切。如果考虑到战争中的一切情报既不是可靠的又不是全面的，并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那么就能知道，绕过敌军翼侧到敌人身后去的别动队的处境，就好像一个人跑进黑暗的房间里同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长了就一定会遭到毁灭。因而，当敌军的阵地同交通线直交时，对它实行迂回的部队（即接近敌军而远离自己军队的部队），时间长了也一定会遭到毁灭。这样，不仅有损失很多兵力的危险，并且工具本身也会很快地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部队一旦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丧失胆量，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挑战，而只能看见不断逃跑的情景了。
因而，配置正面同交通线直交的军队只要利用对方上述困难就能够掩护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并且根据兵力的大小不同，这段距离可达二三日行程。这一段交通线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它距离敌军最近。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的配置大角度地斜交于交通线，那么离军队最近的那一段交通线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假如敌人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不大的行动，也会马上击中他的重要部分。
那么，配置正面为什么会没有和交通线恰好直交呢？因为我军的正面是根据敌军的正面决定的。可是，敌军的正面同样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这里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探求这种相互作用的缘由。
假设进攻者的交通线为ab，防御者的交通线为cd，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是两线延伸可以形成一个钝角，那么非常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e处配置军队，从b点出发的进攻者单凭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进攻者的正面，这样让防御者暴露自己的交通线。防御者若在交点这边的d点附近配置军队，情况就会相反。这时候，进攻者如果受到种种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变更作战线的位置（比如改在ad线上），他就只能采取面向防御者的正面。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先占了有利地位，因为他只要在两线交点的这边占领阵地就行了。我们所以再来考察这个几何要素，仅仅是为了把问题全部弄清楚，决不是过分重视它，与此相反，我们确信，当地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配置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因而，要笼统地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被迫更加多地暴露自己的交通线，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那么采取斜交配置的一方自然就能迫使另一方也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几何要素是得不到一点好处的，双方的受益和受害程度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考察中只用一方的交通线暴露的事实作为依据。
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的情况是，交通线在敌国领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敌国的民众已经武装好了，就好像敌人有一支部队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线进行活动，那么，交通线会受到怎样的威胁就很明显了。这些敌对力量尽管本身很薄弱，既不集中，又没有强大的威力，可是，我们应该想到在漫长的交通线上一处接着一处地受到敌人的袭扰和威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是没必要进一步分析的。另外，即使敌国的民众并没有武装起来，甚至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等有利条件，乃至民众十分缺乏崇武精神，仅就他们对本国国家机构的臣属关系来说，对我们的交通线也是很不利的。敌军的别动队很容易同居民取得联系，它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情，能获得各种各样情报，并且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对别动队的小规模活动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且任何别动队都无需特别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不会没有要塞。江河。山地。或者其他掩蔽地，只要我们无法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配置守备部队，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敌方的。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其他一些条件也有利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假使垂直于自己的配置正面，依然有可能受到防御者别动队的威胁，因为这些别动队不需要返回主力部队，它们只要躲入本国腹地就可以得到相当的掩护。
由此可知，进攻军队的交通线在下列三种主要情况下很可能被防御者用很小的兵力切断：
（1）交通线相距相当得长；
（2）交通线和军队配置正面斜交；
（3）交通线穿过敌国的领地。
最后，要想使切断敌人交通线发生效果，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那就是敌人交通线被切断的时间要相当长。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大家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讲过的有关内容。
可是，这四个条件只不过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同这四个条件相联系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常常比这几个主要条件本身还重要，所起的作用还大得多。为了使人们可以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条件，我们仅仅提出：道路的状况，道路所通过的地区的地形，可以当作掩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重要的运输队（比如攻城辎重），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方面。
因此，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这取决于所有这些条件，把全部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进行一个比较，就能对比出双方交通线的状况谁优谁劣。双方统帅中哪一个能在切断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完全取决于这种对比情况。
这个问题在这里论述起来好像很烦琐，但是在具体情况下却往往一眼就可以决定。当然，要作出这种决定还需要有熟练的判断力。有些批判者还认为，不需要说明什么具体的理由，仅仅迂回和翼侧活动这个词就能够说明问题。为了知道应该怎样反驳这种常常出现的愚蠢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这里所阐述的一切。
现在，我们来谈谈进行战略上的翼侧活动所要求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假如敌军停止继续前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就不必再考虑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兵力了。这是由于，即使这时敌军真正想发动一次进攻来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也只要避开它就行了。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并非要有1812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才能造成这种情况。在最初的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或者摩拉维亚的边境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可能碰到的复杂情况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让他们不能继续前进，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样的场合下，用于翼侧活动的兵力可以大些，在此其余条件就不一定要那么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不必一定要对我方有利；在这种场合下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什么特别的好处，如果说他有力量对我们进行报复，不如说他必须更多地考虑直接掩护其军队的退却。
所以，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会战太冒险），而想利用一种不像取得一次胜利那样成果辉煌。但是危险也相应较小的手段来取得效果时，使用上述手段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面阵地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较大的危险，并且占领侧面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敌人的设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令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配置正面斜交这个条件是容易具备的。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情况起的促进作用越大，翼侧活动就越能取得好的结果，其他有利的情况越少，就更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精确的行动。
这里是真正的实行战略机动的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1760年和1762年的各次战局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这种战略机动所以出现得很频繁，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害怕负责任的缘故，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的阻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行了。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考察归纳成一个总的结果，那就是翼侧活动在下述情况下是最有效的：
（1）在防御里；
（2）在战局接近结束时；
（3）尤其是在向本国腹地撤退时；
（4）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胁迫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谈几句。
这些活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来进行。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的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防守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它们能够鼓舞民军，并协同民军进行活动。这样的小队主要是要队数多，而不是在于每队的兵力大，其编组必须保证既有可能集中几个小队进行规模比较大的战斗，又不致由于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于阻碍集中。
下面，我们还要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原则：即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所以，对敌人背后或翼侧的活动不应该看作力量本身有什么增加，只能看作力量的使用提高了效用。因此，一方面是效果提高了，但是另一方面危险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或简单的抵抗，要提高效果就一定要牺牲安全。翼侧活动就是这样，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翼侧，还是用分割的兵力从几个方面包围敌人，要提高效果都必须舍弃安全。
可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所以，一个统帅必须有各种有利条件做依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来。第一种是，统帅企图用整个军队从身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有的是从侧面阵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发起的，或者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把其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用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在敌军背后活动，以另外一部分在敌军正面活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一样的，或者是确切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这种危险而大幅度地倒退。
可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险的增加却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危险只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所以，这时一切都决定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像在相似情况下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那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无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承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要小，因此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所以，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要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靠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部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时，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是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与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在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弱的时候，俄国军队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的侧面阵地就十分有利。可是，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
用另外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的迂回和切断退路的危险是：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因此能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我军。使军队不得不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好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述三个：
（1）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
（2）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巨大优势，可以采用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
（3）敌人已经到了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缺乏进攻的力量。
1757年，腓特烈大帝向心地侵入波希米亚。尽管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与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可是，不管怎样，他在侵入波希米亚以前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这样集中兵力，他就会丧失出敌不意所带来的全部好处。
联军在作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能够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就是在易北河畔的军队，因此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易北河去了。对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于总的部署，这个挫折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稳当造成的。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能集中二十二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十三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十分理想的，就连后来在来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比它也好不了多少。虽然，拿破仑采用了特别的防御方式，把兵力过于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在西里西亚以七万人对抗九万人，在马克以七万人对抗十一万人），可是，如果他不完全舍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无论如何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联军可以让符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美茵河边，试探一下可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的道路。
1812年，俄军终于敢把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其后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因为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这是绝对可以确定的。在这次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而俄军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不太强大。
富耳将军制定的最初的防御计划就曾经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尔克来带领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当进到法军主力的背后。可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结果会多么不同啊！在战局初期，法军的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军却比法军要强大得多。在战局刚开始时，拿破仑的主力具有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超过德里萨八十普里的进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就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在战局初期，法军的退却线一直到涅曼河畔大约三十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一百一十二普里。一样是对敌军退却线的威胁，在战局后期进行能收到这样卓越的效果，如果是在战局初期进行，那恐怕避免不了会变成最卤莽的愚蠢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胁迫（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是对敌人身后进行正式的进攻。似乎还可以再谈下去，但是，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里谈更为恰当，因此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并且我们认为，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也就足够了。
可是，当人们企图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退却时，通常所考虑的主要是佯动而不是实际行动。如果每一有效的佯动都一定要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都和实际行动毫无差别。可是，事实并非这样，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看到，佯动的确是同一些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有关这一点，请大家参阅那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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